管涛：增加和完善金融供给是整体供给侧改革的关键环节

」塔不里士與薩萊一南一北兩方遙遙相望，伊兒汗國與欽察汗國都深怕任何一方越過高加索這個雷池一步。

海關人員聽她德文講得不流利，擔心她不理解，要我代為翻譯。通常在台灣我很少買昂貴的物品，但這次用了十年的筆電在台灣壞了，所以適時地也在台灣拚了經濟，花錢買了自己喜愛的筆電。

這也讓我想到台灣觀光客在德國買東西要離境時，辦退稅拿錢時，辦得很開心，現在同樣的，我們這些長期居留的人入境，帶入一定額度以上的物品就要被徵稅，一體兩面，無話可說。下機前，空服員史無前例地要求旅客要留下聯絡資料。想想，三個月前在德國旅館填寫的理由，「回家Gobackhome」完全又可以重複用上，因為的確如此。於是在通關時就誠實提報，免得提心吊膽。過去的我，通過海關時，常常認為海關不會主動查緝，壓根也不會主動報關。

台灣上機前，空服人員給每個旅客的體溫測量，是我們熟悉的日常，但卻是我來德國前最後一次的健康管理。每個人或同行旅客其中一人都要留下聯絡資料與座位號碼。她發現二次大戰支持極權主義的群眾，並非特別弱智或道德淪喪，群眾支持種族清洗亦非基於實際利益，而是心理需求。

比如陰謀論（conspiracy theory），就是其中最常見的樣態。透過責怪猶太人，群眾脫離了真實社會盤根錯節且無解的結構性問題，寄居於虛假的穩定中。偏見和歧視之所以根深柢固，正是因為座落於自發性思維層次。消除歧視，為何這麼難？ 認知心理學認為，人的思維分為兩類：一為反省式思維，二為自發性思維。

美國主流媒體多將矛頭指向川普，指責他的歧視語言分裂社會、散播仇恨、製造對立，但更值得探究的是，為何這類分化語言總是「有用」？從二次大戰的納粹、中國大陸的文革、南非的種族隔離到美國的移民政策。當時，歐洲各國普遍面臨經濟不穩，社會失序。

川普發言惹議已不是新聞，但背後隱含的排華心態，讓很多美國亞裔又開始焦慮。無論是「在隔離期間開趴」或「網紅自殺式的染病挑戰」，這種對風險視而不見的作法，都是否認心理的體現。面對全新疫病，未知令人恐懼，種族主義、仇外情結此時提供了一種解釋，不但說明了病毒從何來，更指出誰應該負責。面對岌岌可危的工作，充滿變數的未來，焦慮、失落和憂鬱成為集體共通的內在情緒

而是心理問題──當人們面對現實殘酷、內心焦慮時，採用有害的「心理應對機制」抵抗負面情緒的後果。納粹宣揚的種族主義，在焦慮、不安、未知、無望的現實中提供一套敘事，給出了問題來源和解方（猶太人／排除猶太人）。美國主流媒體多將矛頭指向川普，指責他的歧視語言分裂社會、散播仇恨、製造對立，但更值得探究的是，為何這類分化語言總是「有用」？從二次大戰的納粹、中國大陸的文革、南非的種族隔離到美國的移民政策。因此，精神分析認為，幫助個體自我覺察，發展更健康的「心理應對機制」，才能釜底抽薪的解決偏見和歧視的問題。

就像憂鬱症無法靠「想開一點」解決，作為一種「心理應對機制」，排外心態和種族主義也無法全靠道德勸說和價值辯論來處理。相較於反省式思維是人們深思熟慮的結果，自發性思維則是自我覺察外的隱性態度。

類似現象並非當代獨有，政治哲學家漢娜．鄂蘭（Hannah Arendt）在《極權主義的根源》（The origin of totalitarianism）一書中早有類似分析。刊登於American Journal of Orthopsychiatry。

川普發言惹議已不是新聞，但背後隱含的排華心態，讓很多美國亞裔又開始焦慮。何以人類始終難從歷史中學到教訓？ 無論是「種族主義」（racism）、「性別歧視」（sexism）、「恐同症」（homophobia）或「仇外情結」（Xenophobia），對象雖然不同，背後運作邏輯卻相似，都涉及對「他者」的偏見和歧視。面對全新疫病，未知令人恐懼，種族主義、仇外情結此時提供了一種解釋，不但說明了病毒從何來，更指出誰應該負責。透過責怪猶太人，群眾脫離了真實社會盤根錯節且無解的結構性問題，寄居於虛假的穩定中。然而，否認因為脫離現實，無法從經驗中應證，因此需要某種大敘事（grand narrative）來維繫。她發現二次大戰支持極權主義的群眾，並非特別弱智或道德淪喪，群眾支持種族清洗亦非基於實際利益，而是心理需求。

消除歧視，為何這麼難？ 認知心理學認為，人的思維分為兩類：一為反省式思維，二為自發性思維。偏見和歧視之所以根深柢固，正是因為座落於自發性思維層次。

個體透過否認獲得心理穩定，彷彿一切正常，事情沒那麼糟。然而，這樣的心理安全感卻是以否定現實為代價，無法幫助個體面對問題，解決焦慮。

註釋 詳見Guindon et al. (2003) Intolerance and psychopathology。這些看似瘋狂的言論，事實上卻合理化了「什麼事都沒發生」或「事情沒想像中嚴重」的否認心理。

為了抵抗這種不舒服的感覺，「否認」（denial）成為最常見的心理狀態。精神分析更進一步將偏見和歧視視為一種心理機制，解釋其如何在社會發生危機時被啟動。「仇外情結」、「種族主義」也服膺同樣邏輯。比如陰謀論（conspiracy theory），就是其中最常見的樣態。

面對岌岌可危的工作，充滿變數的未來，焦慮、失落和憂鬱成為集體共通的內在情緒。無論是「在隔離期間開趴」或「網紅自殺式的染病挑戰」，這種對風險視而不見的作法，都是否認心理的體現。

文：劉琮琦 美國總統川普日前在造勢會場上，將「COVID-19」（2019年新型冠狀病毒疾病，簡稱武漢肺炎、新冠肺炎）稱作「功夫流感」（Kung Flu），再次引發種族歧視批評。當時，歐洲各國普遍面臨經濟不穩，社會失序。

Photo Credit: Reuters/達志影像 因此，強烈的偏見態度和歧視行為，並非是道德或智力問題，不是比較善良或智商較高的人就能免疫。部分實證研究顯示，極端偏見和歧視行為擁護者有較高的心理健康風險（比如憂鬱症或仇恨情緒），有些學者甚至主張將其列為人格障礙（Personality Disorder）的一種（註1）。

這種社會化結果，既隱藏於集體潛意識，又體現在社會結構中，特別難撼動。彷彿少了猶太人，一切就會變好。以新冠肺炎為例，未知病毒爆發、生活常規失序，人們除了擔心生病，還得保持距離。群眾透過排拒中國人或亞洲人，不但獲得了自我保護的安全感，連生活被迫改變的憤怒、焦慮都有了出口。

偏見和歧視雖然是對他人的迫害，但卻能幫助某些個體，在危機出現時維持心理穩定。每當社會面臨危機，「仇外情結」（Xenophobia）就會迅速發酵，成為政治操作工具。

用心理學術語來說，偏見和歧視成了一種「心理應對機制」（coping mechanism），就像安慰劑，否定未知且充滿焦慮的現實，讓人心安定首要分子或者罪行重大，判處無期徒刑或者10年以上有期徒刑，積極參加的判3年以上10年以下監禁，其他參加則判監3年以下。

分裂國家罪和顛覆國家政權罪 分裂國家罪方面，條例指，任何人組織、策劃、實施或者參與實施，旨在分裂國家、破壞國家統一行為，不論是否使用武力或者以武力威脅，屬於犯罪，包括將香港或者中國其他任何部分從中國分離出去、非法改變香港或者中國其他任何部分的法律部分，或者將香港或中國其他任何部分轉歸外國統治。推進香港相關法律制度和執行機制建設，以及協調香港維護國家安全的重點工作和重大行動。